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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名人故事朱德庸的问题，以及和朱德庸的励志故事:从自闭症患者到漫画家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朱德庸简介：
朱德庸，1960年生，台湾著名漫画家，其漫画专栏在台湾有十多年的连载历史，其中《醋溜族》专栏连载十年，创下了台湾漫画连载时间之最。其漫画作品《双响炮》、《涩女郎》、《醋溜族》等在内地青年男女中影响极大，拥有大批忠实读者。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漫画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朱德庸以6190万元的十年版税总收入，荣登漫画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引发广泛关注。
一个泛自闭症患者如何开启自己的人生
直到过了知天命之年，这个台湾最出名的漫画家才终于找到自己人生谜题的答案：他患有“亚斯伯格综合症”，一种泛自闭症障碍。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而他冷眼旁观的结论，其实是“大家都有病”。
日本有一个传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喊出妖怪真正的名字，便成为妖怪的主人，不用再怕它。
在53岁的时候，朱德庸终于喊出了自己生命里那个妖怪的名字：“亚斯伯格综合症”。
这是一种泛自闭症障碍，会让患者社交困难、难以理解别人的情绪、兴趣狭隘、对变化感到极度不安，经常重复特定的行为。
在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朱德庸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人生中的许多谜题就此解开。在他的前半生中，这种病让他成为一个生活在玻璃球里的人，在汹涌而过的时间和人流中默默旁观。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不吐不快，一不小心就是整整30年。
“我终于知道，原来我不是智障啊。”他笑起来，轻松地靠在沙发上。
在发布会上时刻准备逃跑
1月月初，朱德庸坐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助手一拨接一拨地送走媒体记者。夫人冯曼伦给他端来一壶糖水，问他要不要润一润喉咙。他笑着摆摆手，朱太太便起身，到楼上去安抚另一拨早就架好了摄像机和灯光的记者。
朱德庸不喜欢被围观，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他会抗拒、紧张。小时候他帮同学去邮局买邮票，他捏着钱，头脑一片空白，只想逃跑。他沉默地在邮局站了片刻，然后抓住同学，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塞到他手里，说：“你不要叫我去问，你自己去。”
这件事他一直记忆深刻，在他成年之后，依然不断提醒，自己有多么惧怕外面的世界，并因此反复纠结：“想到这个事情，你心里是很难受的，你会想到，天哪，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会连问都没办法问?”
这种从陌生人面前逃走的冲动，随着他的成名而逐渐被勉强克制，但从未消失。他的新书《跟笨蛋一起谈恋爱》年初在大陆出版，出版社邀请他来大陆做巡回宣传。在南京，他们请来两个名人跟朱德庸同台座谈，一个是以谈论男女关系成名的孟非;另一个是张嘉佳，一位以荡气回肠的催泪爱情故事走红的作家。
那一天现场气氛不错，笑声不断，可是朱德庸还是紧张得要命，手在不停地出汗，并感觉到肌肉在衣服底下发抖。
“如果不是还有一点点理智在，我可能把麦克风一丢就跑了。”他说。大陆的出版方没敢告诉他，当天现场有上千人，不然他可能撒腿就逃。
他笑着说，这已经算好的，上次来大陆做活动他记得很清楚，是2011年6月26日临出发前一个星期，他已经情绪沮丧到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如果生命有一个钮，一按就可以结束，我觉得我会去按的。”太太跟儿子陪着他不停说话，又让大陆的代理打电话来劝说，才让他能够出门。
“为什么其他人能那么享受，为什么别人喜欢在公众场合喜欢结交很多的人，我都没办法?”在过去的30年里，他经常这样自问，“我常常觉得自己又病又笨，真是没办法。”
有病
采访的间隙，他端着一杯水走到餐厅外面的玻璃穹顶下。北京的冬天长久没有雨水，玻璃上积满灰尘，但阳光还能透进来，于是他就像被笼罩在一团灰蒙蒙的雾气里，成了一个黑色的影子。他站在里面出神。
多年以来，他一直没能搞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他从小就不会按正确的笔画写字，算个位数的乘法，要从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开始默念，背完整个九九乘法表;比如他总是认错字，看餐馆的招牌，眼睛看到的是这个名字，记到脑子里就变成了另一个。然后他兴冲冲去告诉别人，哪里哪里有一家很好的餐厅，别人满怀期待地找过去，当然，永远也找不到。
即便后来他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漫画家，也从未摆脱这些烦恼和折磨，时常陷入沮丧和自我怀疑。
这些困扰他的事情，一直到他30多岁才开始有了答案。朱太太翻了很多书，告诉他这大概是自闭症，还有阅读障碍。
去年又更明白一些。那段时间，朱德庸经常跟太太去找复健医师，医师给朱德庸下了结论，说他有亚斯伯格综合症，一种跟一般自闭症不太一样的病。
因为阅读障碍，朱德庸对亚斯伯格综合症的理解都是从太太那里听来的，有这种病的人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发脾气。朱德庸说，这种病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患者只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跟你交谈，他以为他讲得很清楚，但别人听起来可能完全不知所云;别人跟他讲话，他以为自己听懂的时候，其实又多半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
巧的是，他的那位复健医师也是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朱太太陪他去做康复，听他们两人聊天，朱德庸说东，医师说西，朱德庸接过话开始说南，总之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朱太太在一边听得快要疯掉，而他们两人交谈甚欢。
这种病至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但是朱德庸心里仿佛有一块石头落地，知道了命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朱家差一点飞黄腾达，差一点
在那之后，朱德庸就想起来，为什么小时候面对父亲总是感觉疏离。
他的父亲是蒋经国的学生，在大陆参加过干部培训学校，是班上的第一名，很得蒋经国赏识。到台湾之后，蒋经国来找他，问：“你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
朱德庸听妈妈讲，当时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蒋经国只好留下话，说：“你好好想一想，我下次再来问你。”
蒋经国来访的事很快众人皆知，许多人上门找父亲托情，想让他在蒋经国面前举荐。
之后蒋经国果然又来了一次，父亲依然默默摇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来人只好叹气走掉。从那之后，朱德庸的父亲就一直做着普通公务员，台湾数十年间风潮迭起，而朱家从无大风大浪。
朱德庸的妈妈说起这些事，难免哀叹人生错失良机，朱德庸也曾不平，为什么父亲那么没有能力，为什么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他甚至也太能明白，为什么小时候父亲也并不像别人家的家长那样，会跟他
谈很多人生道理，也很少有鼓励或者斥责。
一直到后来，朱德庸成家立业，有一次回家陪老父亲，两个人隔着一张圆桌子对坐，寒暄之后都无话可说。
“我们两人就一直这样看着。他坐着的时候一直是笑着的，不说话;我也一直看着他，我也没讲话，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吧。”朱德庸后来回忆说，“所以，我以前就说我跟我爸爸感觉很亲近，但又那么疏离。后来等我爸爸过世之后，我感觉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那些岁月里面，他没有教导我任何事情，却能一直传达爱给我。我就是能感受到他传达给我的爱，用最简单的方式。”
朱德庸的父亲活到了94岁，一生平安，朱德庸想，很难说父亲年轻时与飞黄腾达擦肩而过是不幸还是幸运，如果受到提拔，可能父亲早就活活累死。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或者说，命运对疾病的补偿。
“人生真是很奇怪的事情。”他想了想说。
在玻璃球里旁观世界
对朱德庸来说，命运的补偿发生在别的地方。疾病将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让他得以抽身而出，成为世界的旁观者。
他成名时26岁，台湾的剧变刚刚拉开帷幕，经济热潮已经不可遏制。那时候他画《双响炮》，讲中国人纠结的婚姻观。有一天去买豆浆油条，看到一个街头的年轻人的打扮非常诡异，觉得台湾迥异于传统的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于是画了《醋溜族》，讲的是台湾的新新人类。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德庸开始画《涩女郎》，反映的是台湾新时代的女性，一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万人迷”，一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女强人”，一个是什么男人都想嫁的“结婚狂”，一个什么是男人都想不通的“天真妹”，各自代表了都会女子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与人生观。
到20世纪末尾，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喧嚣、混乱但充满希望的时代过去了，城市人陷入琐碎逼仄的工作，难以自拔。朱德庸就画了《关于上班这件事》，质疑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是《绝对小孩》，画小孩的世界，抵挡成人世界的价值观。
他有天生的对商业时代的抗拒，尽管他在这个时代大获成功，并且用的是不断给这个时代的人泼冷水的方式。
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察和讽刺，后来登峰造极，就是《大家都有病》，他在里面极尽所能描画消费社会中人的病态。他画一个女人向男人炫耀自己浑身上下的衣装值多少钱，而男人则迅速掏出计算器，用女人浑身装饰的价格除以她的年龄，得出这身装扮的效果只有3200元。
再后来，他画《和笨蛋一起谈恋爱》，作为《大家都有病》的第二部。很多人把它当做一本谈论恋爱的漫画，但朱德庸摇头：“我只是把爱情当做一个影子。我真正想要画的是，这一群疯狂世界里的疯狂的人，在爱情之下全部暴露爱情只是一个窥视的点。”
他有理由这样冷峻旁观。他和太太是同一类人，不太懂怎么挣钱，也不会为此孜孜以求。有人介绍他们去买高尔夫球证，可以升值，他们俩一起忘掉，直到对方赶来告诉他们球证价格已经涨到130万，他们只好彼此摊一摊手。
而在朱德庸最努力工作赚钱的时候，朱太太还以离婚相威胁，警告他不要变成“印钞机”。
朱德庸跟朱太太说：“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发财了之后买一个岛，我在上面做国王，培育我的`禁卫军。然后那个梦就开始慢慢缩小，缩小到以后有钱了就要买一架飞机，我可以自己飞。然后那个梦又慢慢慢慢缩小到要买一艘船，坐在船上出海钓鱼喝香槟……最后就缩小到很平淡，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
被时代抛弃，也不过如此
旁观者难免被急速的世界不断抛在后面。朱德庸在玻璃球里，时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谬狂奔，因此愤怒难平。
1999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闲逛，看到卖包子的店铺里揭开蒸笼，冒出滚滚的水汽，看到居民从家里拎出一块砧板，在门口蹲着剁肉。
“你也许说他们粗糙，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生活，活生生的生活。”
十多年后，他又到那条胡同，发现已经完全变了。到处是咖啡店、茶馆、服装店，而空气中则充满了雾霾。
“我几乎每一次离开都抱着愤怒的心情。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并不是说不要进步，但是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他问。
台北也一样，在他看来，亚洲所有地方都让他产生共同的一种愤怒：就是拆掉一切去换取财富，脑袋里面只有钱。
“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念叨着。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台北住的日式房子，七年前所有居民被迫迁出，然后房屋卖给开发公司，之后一直废弃。
每隔一阵子，他都想办法去那里看自己家的旧房子。整个街区被铁皮封起来，禁止入内。他在外面看着，觉得树长得更茂密，而屋顶一块块垮掉，眼看着它日渐荒芜坍塌。
他也会陪太太去看她在高雄的老家。那是一片眷村，太太带着他走到已经破烂的旧屋，跟他讲，小时候这边放床，那边放桌子……
朱德庸说：“那种感觉就是，虽然我太太的童年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跟着她去看，就等于陪着她又经历了一次。”
他为自己这种眷恋打了一个比方：“我有一把椅子，我可以跟我的孙子说，你的爷爷常坐这里，你看把手的漆都磨掉了。当你的孙子摸到那把椅子时，他就跟爷爷的前半生联系起来了。记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记忆，这个城市就没有生命。如果这个城市没有生命，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势必会生病。因为他无所寄托。”
所以，他从来不担心自己被时代抛弃。时至今日，他还要凡事亲力亲为，坚持一张一张地画四格漫画。
为了出版《大家都有病》，他画了1900多张画稿，最终选出来的只有300张。“如果要骗钱，我可以连着出六到七本。”他算了算，然后讲了一个朋友家小孩的笑话：小孩子想跟他学画画，被妈妈阻止了，因为妈妈说：“那很穷哦”。
朱德庸以前看的一部电影里面有句话让他很受感动。片子里的人说，当他碰到人生岔路的时候，他永远都知道该选哪一条，但他永远都选了另外一条，因为他知道正确的那条路对他来说太痛苦了。
“这句话很鼓舞我，很符合我的心境。”朱德庸说，“一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访谈问答：
壹读：新作是《大家都有病》系列的第二本，为什么选择爱情这个角度?
朱德庸：我觉得人的疯狂最容易表现在两个事情上：爱情和金钱。为什么会疯?因为所有人都被这个时代误导了。这是一个一切都是精算的时代，连爱情都被精算了。所以大家碰不到爱情。
壹读：所以现在很多情感专家特别火，比如张嘉佳、孟非……
朱德庸：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爱情是人性里面最纯净的一件事情,看对眼可以什么都不要。你跟一个人谈恋爱，在你碰到他之前，你们之前十几年的生活岁月是完全不相干的，就像分别生活在宇宙中的外星人一样。但就在那一刻你们竟然就相遇，以后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喜怒哀乐生死全部在一起。但为什么要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来算算你有多少钱，有没有房和车?
壹读：《跟笨蛋一起谈恋爱》里面，其实也有你和你太太?
朱德庸：对的，因为我有些事情上跟别人反应是一样的。
壹读：能举个例子么?
朱德庸：(笑)：这个是我的特权，不告诉你。我自己很开心的一点是，我私下常常称自己为“在漫画里面埋地雷的人”，因为我会在我的漫画里反映很多这个时代的人，所以每个人看我的漫画的时候，看到某一个，他会惊一下，“这是在讲我吗?”那就是踩到地雷了。
“被时代淘汰”是个阴谋
壹读：你画四格漫画已经30年了，不担心自己被淘汰吗?
朱德庸：我觉得那个都是一种讲难听一点都是一种阴谋。就是要让人被逼得一直鞭策自己，免得被时代淘汰。但为什么大家不能停下来?那是一种集体的恐吓，没有人敢停下来。
壹读：害怕跟别人不一样。
朱德庸：对。世界上没有一直往前走的事情，迟早要停下来，但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我画《大家都有病》，人家问我是什么病，我说台湾和大陆得的都是“贪病”，但是台湾和大陆的不一样。
台湾的“贪病”是得到后再度失去，他们没有因为失去而虔诚下来，反而还留恋当时的(所有)，继续贪婪下去。一些企业家做假油、投资者炒房产……大陆是得到之后的“贪病”，虽然得到，还要更多。但是我认为会停止的，经济都会转移，没有一个地方的坏超过50年，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好超过50年。
壹读：你这样画画的方式比较笨。
朱德庸：其实只要我开始请团队、做流水线、授权，我很快就可以……
壹读：但是代价就是放弃这种生活。
朱德庸：对啊，但是我们不是那种人，甚至想变成那种人也没办法。
非要让我给个办法，我只能说变单纯
壹读：你会在漫画里描绘夸张病态的现实，但是似乎很少找原因。
朱德庸：原因非常多。华人的教育永远不教我们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反而教我们成功和财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个小孩都在拼命念书，考一个好的学校，找一份好的工作，然后赚很多的钱。我们的教育没有教我们任何生活美学，没有精神生活，就只能用物质去取代。
壹读：但你也很少谈该怎么办。
朱德庸：其实我只是提问题的人，因为答案我没有能力给。非要给，只能从源头解决，就是你要变单纯，第一点是慢下来;第二点，你让你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人。
朱德庸励志故事：从自闭症患者到著名漫画家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人鼓励你画漫画，如果你画漫画，你就死定了(笑)。他们会说，你画漫画，你以后怎么活呀?赚不到钱，也没有人要嫁给你。但是我就一直保持一个很单纯的心态。可能是，我，亚斯伯格患者，我就是喜欢画画，为什么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我有识字障碍，我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学生，我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只能继续画。我的路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慢慢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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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庸，1960年生，台湾漫画家，其漫画专栏在台湾有十多年的连载历史，其中《醋溜族》专栏连载十年，创下了台湾漫画连载时间之最。其漫画作品《双响炮》、《涩女郎》、《醋溜族》等在内地青年男女中影响极大，拥有大批忠实读者。2011年11月21日，2011第xx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漫画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朱德庸以6190万元的十年版税总收入，荣登漫画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引发广泛关注。
一个泛自闭症患者如何开启自己的人生
直到过了知天命之年，这个台湾最出名的漫画家才终于找到自己人生谜题的答案：他患有“亚斯伯格综合症”，一种泛自闭症障碍。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而他冷眼旁观的结论，其实是“大家都有病”。
日本有一个传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喊出妖怪真正的名字，便成为妖怪的主人，不用再怕它。
在53岁的时候，朱德庸终于喊出了自己生命里那个妖怪的名字：“亚斯伯格综合症”。
这是一种泛自闭症障碍，会让患者社交困难、难以理解别人的情绪、兴趣狭隘、对变化感到极度不安，经常重复特定的行为。
在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朱德庸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人生中的许多谜题就此解开。在他的前半生中，这种病让他成为一个生活在玻璃球里的人，在汹涌而过的时间和人流中默默旁观。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不吐不快，一不小心就是整整30年。
“我终于知道，原来我不是智障啊。”他笑起来，轻松地靠在沙发上。
在发布会上时刻准备逃跑
1月月初，朱德庸坐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助手一拨接一拨地送走媒体记者。夫人冯曼伦给他端来一壶糖水，问他要不要润一润喉咙。他笑着摆摆手，朱太太便起身，到楼上去安抚另一拨早就架好了摄像机和灯光的记者。
朱德庸不喜欢被围观，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他会抗拒、紧张。小时候他帮同学去邮局买邮票，他捏着钱，头脑一片空白，只想逃跑。他沉默地在邮局站了片刻，然后抓住同学，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塞到他手里，说：“你不要叫我去问，你自己去。”
这件事他一直记忆深刻，在他成年之后，依然不断提醒，自己有多么惧怕外面的世界，并因此反复纠结：“想到这个事情，你心里是很难受的，你会想到，天哪，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会连问都没办法问?”
这种从陌生人面前逃走的冲动，随着他的成名而逐渐被勉强克制，但从未消失。他的新书《跟笨蛋一起谈恋爱》年初在大陆出版，出版社邀请他来大陆做巡回宣传。在南京，他们请来两个名人跟朱德庸同台座谈，一个是以谈论男女关系成名的孟非;另一个是张嘉佳，一位以荡气回肠的催泪爱情故事走红的作家。
那一天现场气氛不错，笑声不断，可是朱德庸还是紧张得要命，手在不停地出汗，并感觉到肌肉在衣服底下发抖。
“如果不是还有一点点理智在，我可能把麦克风一丢就跑了。”他说。大陆的出版方没敢告诉他，当天现场有上千人，不然他可能撒腿就逃。
他笑着说，这已经算好的，上次来大陆做活动他记得很清楚，是2011年6月26日临出发前一个星期，他已经情绪沮丧到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如果生命有一个钮，一按就可以结束，我觉得我会去按的。”太太跟儿子陪着他不停说话，又让大陆的代理打电话来劝说，才让他能够出门。
“为什么其他人能那么享受，为什么别人喜欢在公众场合喜欢结交很多的人，我都没办法?”在过去的30年里，他经常这样自问，“我常常觉得自己又病又笨，真是没办法。”
有病
采访的间隙，他端着一杯水走到餐厅外面的玻璃穹顶下。北京的冬天长久没有雨水，玻璃上积满灰尘，但阳光还能透进来，于是他就像被笼罩在一团灰蒙蒙的雾气里，成了一个黑色的影子。他站在里面出神。
多年以来，他一直没能搞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他从小就不会按正确的笔画写字，算个位数的乘法，要从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开始默念，背完整个九九乘法表;比如他总是认错字，看餐馆的招牌，眼睛看到的是这个名字，记到脑子里就变成了另一个。然后他兴冲冲去告诉别人，哪里哪里有一家很好的餐厅，别人满怀期待地找过去，当然，永远也找不到。
即便后来他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漫画家，也从未摆脱这些烦恼和折磨，时常陷入沮丧和自我怀疑。
这些困扰他的事情，一直到他30多岁才开始有了答案。朱太太翻了很多书，告诉他这大概是自闭症，还有阅读障碍。
去年又更明白一些。那段时间，朱德庸经常跟太太去找复健医师，医师给朱德庸下了结论，说他有亚斯伯格综合症，一种跟一般自闭症不太一样的病。
因为阅读障碍，朱德庸对亚斯伯格综合症的理解都是从太太那里听来的，有这种病的人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发脾气。朱德庸说，这种病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患者只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跟你交谈，他以为他讲得很清楚，但别人听起来可能完全不知所云;别人跟他讲话，他以为自己听懂的时候，其实又多半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
巧的是，他的那位复健医师也是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朱太太陪他去做康复，听他们两人聊天，朱德庸说东，医师说西，朱德庸接过话开始说南，总之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朱太太在一边听得快要疯掉，而他们两人交谈甚欢。
这种病至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但是朱德庸心里仿佛有一块石头落地，知道了命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朱家差一点飞黄腾达，差一点
在那之后，朱德庸就想起来，为什么小时候面对父亲总是感觉疏离。
他的父亲是蒋经国的学生，在大陆参加过干部培训学校，是班上的第一名，很得蒋经国赏识。到台湾之后，蒋经国来找他，问：“你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
朱德庸听妈妈讲，当时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蒋经国只好留下话，说：“你好好想一想，我下次再来问你。”
蒋经国来访的事很快众人皆知，许多人上门找父亲托情，想让他在蒋经国面前举荐。
之后蒋经国果然又来了一次，父亲依然默默摇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来人只好叹气走掉。从那之后，朱德庸的父亲就一直做着普通公务员，台湾数十年间风潮迭起，而朱家从无大风大浪。
朱德庸的妈妈说起这些事，难免哀叹人生错失良机，朱德庸也曾不平，为什么父亲那么没有能力，为什么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他甚至也太能明白，为什么小时候父亲也并不像别人家的家长那样，会跟他
谈很多人生道理，也很少有鼓励或者斥责。
一直到后来，朱德庸成家立业，有一次回家陪老父亲，两个人隔着一张圆桌子对坐，寒暄之后都无话可说。
“我们两人就一直这样看着。他坐着的时候一直是笑着的，不说话;我也一直看着他，我也没讲话，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吧。”朱德庸后来回忆说，“所以，我以前就说我跟我爸爸感觉很亲近，但又那么疏离。后来等我爸爸过世之后，我感觉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那些岁月里面，他没有教导我任何事情，却能一直传达爱给我。我就是能感受到他传达给我的爱，用最简单的方式。”
朱德庸的父亲活到了94岁，一生平安，朱德庸想，很难说父亲年轻时与飞黄腾达擦肩而过是不幸还是幸运，如果受到提拔，可能父亲早就活活累死。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或者说，命运对疾病的补偿。
“人生真是很奇怪的事情。”他想了想说。
在玻璃球里旁观世界
对朱德庸来说，命运的补偿发生在别的地方。疾病将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让他得以抽身而出，成为世界的旁观者。
他成名时26岁，台湾的剧变刚刚拉开帷幕，经济热潮已经不可遏制。那时候他画《双响炮》，讲中国人纠结的婚姻观。有一天去买豆浆油条，看到一个街头的年轻人的打扮非常诡异，觉得台湾迥异于传统的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于是画了《醋溜族》，讲的是台湾的新新人类。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德庸开始画《涩女郎》，反映的是台湾新时代的女性，一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万人迷”，一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女强人”，一个是什么男人都想嫁的“结婚狂”，一个什么是男人都想不通的“天真妹”，各自代表了都会女子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与人生观。
到20世纪末尾，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喧嚣、混乱但充满希望的时代过去了，城市人陷入琐碎逼仄的工作，难以自拔。朱德庸就画了《关于上班这件事》，质疑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是《绝对小孩》，画小孩的世界，抵挡成人世界的价值观。
他有天生的对商业时代的抗拒，尽管他在这个时代大获成功，并且用的是不断给这个时代的人泼冷水的方式。
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察和讽刺，后来登峰造极，就是《大家都有病》，他在里面极尽所能描画消费社会中人的病态。他画一个女人向男人炫耀自己浑身上下的衣装值多少钱，而男人则迅速掏出计算器，用女人浑身装饰的价格除以她的年龄，得出这身装扮的效果只有3200元。
再后来，他画《和笨蛋一起谈恋爱》，作为《大家都有病》的第二部。很多人把它当做一本谈论恋爱的漫画，但朱德庸摇头：“我只是把爱情当做一个影子。我真正想要画的是，这一群疯狂世界里的疯狂的人，在爱情之下全部暴露爱情只是一个窥视的点。”
他有理由这样冷峻旁观。他和太太是同一类人，不太懂怎么挣钱，也不会为此孜孜以求。有人介绍他们去买高尔夫球证，可以升值，他们俩一起忘掉，直到对方赶来告诉他们球证价格已经涨到130万，他们只好彼此摊一摊手。
而在朱德庸最努力工作赚钱的时候，朱太太还以离婚相威胁，警告他不要变成“印钞机”。
朱德庸跟朱太太说：“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发财了之后买一个岛，我在上面做国王，培育我的禁卫军。然后那个梦就开始慢慢缩小，缩小到以后有钱了就要买一架飞机，我可以自己飞。然后那个梦又慢慢慢慢缩小到要买一艘船，坐在船上出海钓鱼喝香槟……最后就缩小到很平淡，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
被时代抛弃，也不过如此
旁观者难免被急速的世界不断抛在后面。朱德庸在玻璃球里，时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谬狂奔，因此愤怒难平。
1999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闲逛，看到卖包子的店铺里揭开蒸笼，冒出滚滚的水汽，看到居民从家里拎出一块砧板，在门口蹲着剁肉。
“你也许说他们粗糙，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生活，活生生的生活。”
十多年后，他又到那条胡同，发现已经完全变了。到处是咖啡店、茶馆、服装店，而空气中则充满了雾霾。
“我几乎每一次离开都抱着愤怒的心情。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并不是说不要进步，但是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他问。
台北也一样，在他看来，亚洲所有地方都让他产生共同的一种愤怒：就是拆掉一切去换取财富，脑袋里面只有钱。
“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念叨着。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台北住的日式房子，七年前所有居民被迫迁出，然后房屋卖给开发公司，之后一直废弃。
每隔一阵子，他都想办法去那里看自己家的旧房子。整个街区被铁皮封起来，禁止入内。他在外面看着，觉得树长得更茂密，而屋顶一块块垮掉，眼看着它日渐荒芜坍塌。
他也会陪太太去看她在高雄的老家。那是一片眷村，太太带着他走到已经破烂的旧屋，跟他讲，小时候这边放床，那边放桌子……
朱德庸说：“那种感觉就是，虽然我太太的童年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跟着她去看，就等于陪着她又经历了一次。”
他为自己这种眷恋打了一个比方：“我有一把椅子，我可以跟我的孙子说，你的爷爷常坐这里，你看把手的漆都磨掉了。当你的孙子摸到那把椅子时，他就跟爷爷的前半生联系起来了。记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记忆，这个城市就没有生命。如果这个城市没有生命，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势必会生病。因为他无所寄托。”
所以，他从来不担心自己被时代抛弃。时至今日，他还要凡事亲力亲为，坚持一张一张地画四格漫画。
为了出版《大家都有病》，他画了1900多张画稿，最终选出来的只有300张。“如果要骗钱，我可以连着出六到七本。”他算了算，然后讲了一个朋友家小孩的笑话：小孩子想跟他学画画，被妈妈阻止了，因为妈妈说：“那很穷哦”。
朱德庸以前看的一部电影里面有句话让他很受感动。片子里的人说，当他碰到人生岔路的时候，他永远都知道该选哪一条，但他永远都选了另外一条，因为他知道正确的那条路对他来说太痛苦了。
“这句话很鼓舞我，很符合我的心境。”朱德庸说，“一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访谈问答：
壹读：新作是《大家都有病》系列的第二本，为什么选择爱情这个角度?
朱德庸：我觉得人的疯狂最容易表现在两个事情上：爱情和金钱。为什么会疯?因为所有人都被这个时代误导了。这是一个一切都是精算的时代，连爱情都被精算了。所以大家碰不到爱情。
壹读：所以现在很多情感专家特别火，比如张嘉佳、孟非……
朱德庸：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爱情是人性里面最纯净的一件事情,看对眼可以什么都不要。你跟一个人谈恋爱，在你碰到他之前，你们之前十几年的生活岁月是完全不相干的，就像分别生活在宇宙中的外星人一样。但就在那一刻你们竟然就相遇，以后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喜怒哀乐生死全部在一起。但为什么要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来算算你有多少钱，有没有房和车?
壹读：《跟笨蛋一起谈恋爱》里面，其实也有你和你太太?
朱德庸：对的，因为我有些事情上跟别人反应是一样的。
壹读：能举个例子么?
朱德庸：(笑)：这个是我的特权，不告诉你。我自己很开心的一点是，我私下常常称自己为“在漫画里面埋地雷的人”，因为我会在我的漫画里反映很多这个时代的人，所以每个人看我的漫画的时候，看到某一个，他会惊一下，“这是在讲我吗?”那就是踩到地雷了。
“被时代淘汰”是个阴谋
壹读：你画四格漫画已经30年了，不担心自己被淘汰吗?
朱德庸：我觉得那个都是一种讲难听一点都是一种阴谋。就是要让人被逼得一直鞭策自己，免得被时代淘汰。但为什么大家不能停下来?那是一种集体的恐吓，没有人敢停下来。
壹读：害怕跟别人不一样。
朱德庸：对。世界上没有一直往前走的事情，迟早要停下来，但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我画《大家都有病》，人家问我是什么病，我说台湾和大陆得的都是“贪病”，但是台湾和大陆的不一样。
台湾的“贪病”是得到后再度失去，他们没有因为失去而虔诚下来，反而还留恋当时的(所有)，继续贪婪下去。一些企业家做假油、投资者炒房产……大陆是得到之后的“贪病”，虽然得到，还要更多。但是我认为会停止的，经济都会转移，没有一个地方的坏超过50年，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好超过50年。
壹读：你这样画画的方式比较笨。
朱德庸：其实只要我开始请团队、做流水线、授权，我很快就可以……
壹读：但是代价就是放弃这种生活。
朱德庸：对啊，但是我们不是那种人，甚至想变成那种人也没办法。
非要让我给个办法，我只能说变单纯
壹读：你会在漫画里描绘夸张病态的现实，但是似乎很少找原因。
朱德庸：原因非常多。华人的教育永远不教我们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反而教我们成功和财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个小孩都在拼命念书，考一个好的学校，找一份好的工作，然后赚很多的钱。我们的教育没有教我们任何生活美学，没有精神生活，就只能用物质去取代。
壹读：但你也很少谈该怎么办。
朱德庸：其实我只是提问题的人，因为答案我没有能力给。非要给，只能从源头解决，就是你要变单纯，第一点是慢下来;第二点，你让你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人。
朱德庸励志故事：从自闭症患者到漫画家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人鼓励你画漫画，如果你画漫画，你就死定了(笑)。他们会说，你画漫画，你以后怎么活呀?赚不到钱，也没有人要嫁给你。但是我就一直保持一个很单纯的心态。可能是，我，亚斯伯格患者，我就是喜欢画画，为什么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我有识字障碍，我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学生，我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只能继续画。我的路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慢慢走过来的。
朱亥：战国时期的勇士。朱温：唐末梁王。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朱庆余：唐代诗人。朱熹：南宋理学家。朱淑真：宋代女词人。朱丹溪：元代医学家。朱德润：元代画家。朱世杰：元代数学家。朱饲缶染：元代地理学家。朱升：元代学者。朱载堉：明代乐律家与数学家，世界上第一位研究出十二平均律的人。朱之瑜：明代大儒，即朱舜水。朱以海：明朝宗室，是南明抗清的重要领袖之一。朱耷：明朝宗室，明末清初代闻名画家，自号八大山人，多画山水花竹，寄托对明朝的覆亡之痛。朱若极：明朝宗室，明末清初四画僧之一，明末清闻名画家，法名原济、道济，字石涛。朱彝尊：清代词人。近现代中国大陆朱剑凡：中国近代教育家，明室后裔。朱自清：文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朱光潜：美学家朱光亚：中国科学院院士，闻名核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院长朱起鹤：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德：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
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朱迅：中国中心电视台主持人。朱曰荣：中国闻名科学家和企业家。朱熹平：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数学系教授、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院长，兼任广东省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朱敏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工程数据库理论和电子设备热分析和热控制。198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机械系无线电设备布局设计专业毕业，留校任教，工学硕士。从事电子设备布局设计和工程数据库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机电工程学院电子机械系副主任。参加国防科工委基金项目、电科院预研项目、中物院科学基金和横向协作项目十六项；朱贵喆：国家级系统分析师，高级工程师，软件工程专家。中国大陆优秀软件人才，其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基于构件化的软件工程和信息数据加解密及软件逆向工程的研究。朱江浩：业余作家。作品汇集在《找寻应城或公华富李玉红》台湾朱德庸：闻名漫画家。朱铭：闻名雕刻家。朱天文：闻名作家。朱天心：闻名作家。朱孝天：台湾闻名艺人，F4的成员。朱志清：台湾知名蓝球运动员。朱陆豪：台湾知名京剧演员。朱云影：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首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其他地区朱棣文：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97年诺贝尔奖得主。朱经武：闻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茵：香港闻名演员。朱妙兰：香港配音演员朱永荣：马来西亚华裔，怡保闻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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