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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关于洪武四大案时间顺序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洪武四大案分别是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郭桓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
胡惟庸案·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终于二十五年
蓝玉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
（胡惟庸案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
空印案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在罕见。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志》记载，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1376），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确认，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
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
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
比如你是广西某地的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行了，啥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
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
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
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啥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这边冬天冷！
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怎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萝卜刻印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还是没几个人敢做的，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
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为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
他震怒了，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于是他派遣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说。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
如果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
就在此时，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
这个人叫郑士利，他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靠山，只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
他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在书信中郑士利明确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
其实郑士利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写道：其实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您也是为了百姓好啊。
照郑士利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也没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啊！
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送去劳改。
因为郑士利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从他的无数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实真相的。如果他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明朝的天下就不会姓朱了。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
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与他从小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们为他干活。
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
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盖在文书上，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到我的头上！不整治你们一下是不行了。
郑士利被罚作苦工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他一无所有，却凭借自己的勇气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英勇行为，这位即非皇亲国戚也非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
相对于那些空印案中获罪的官员们，郑士利还是幸运的。
既然案件已经定性，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处罚了，问题在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空印现象，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掉吧。
这又是一个难题，但在朱元璋那里，似乎没有他解不开的题目。
他总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旁人认为他绝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杀掉，但他真的就这样做了。
官员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繁华或是荒芜，你们的待遇都是一样一样的。
在我们宣布处罚结果之前，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全国共有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
处罚如下：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打一百杖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者，理由是监管不力。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平时都争谁官大，这下倒好，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正职就得掉脑袋了，真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在这次空印案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在山东济宁干知府，为政清廉，平时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就因为他是主印官，糊里糊涂的没了脑袋。
但要说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记载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对副职他并未杀掉，朱元璋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光官员这种蠢事，他不会干的。
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接着处理此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郭桓案
此案与上一案件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问题，但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贪污案件中确属罕见，而此案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些很多疑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在朱元璋的编的《大浩》中，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看了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有必要列举一下（请仔细看，疑点就在其中），其贪污行为包括：
1．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有收到，全被郭桓私自吞掉了。
2．郭桓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是450万石，郭桓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担，其余的他自己私分了。
3．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多种赋税：包括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等。
最后算出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
这么看来，郭桓确实是胆大妄为，他勾结其他官吏贪污腐败，朱元璋也并没有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是谁呢，经过朱元璋的追查，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为了郭桓的同党！
他们包括礼部（礼法）尚书赵瑁、刑部（司法部）尚书王惠迪、兵部（国防部）侍郎王志、工部（建设部）侍郎麦至德等。请注意，这个名单很长，据《刑法志》记载，当时六部除上面所列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被干掉了。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部长）一人，侍郎（副部长）两人（上文已列出者除外），所有的办事官员都被杀掉了。当时的部长真的成了光杆司令，官员们陷入了恐惧之中，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其实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三个人。
这是中央官员，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掉。
此案一共杀掉了三万余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
胡惟庸案
中国明太祖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终于二十五年。明初，朱元璋对丞相胡惟庸专权擅政、结党营私、骄横跋扈的举动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式对其制约。洪武十三年正月，有人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处死。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陆续被揭发。朱元璋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者达3万余人。前后延续达10年之久，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除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1公、21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蓝玉案
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当时称之为“蓝党”。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经两个案件发生后，明朝元功宿将已屠戮殆尽。
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内弟。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二十一年捕鱼儿海(今内蒙古东部贝尔湖)之战，杀北元太尉蛮子等，降其众，获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甚多。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为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他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乘势暴横，并仗势侵占东昌(今山东聊城)民田。当御史按问时，竟将御史鞭打后赶走。北征时私占大量珍宝驼马无算。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不满。但蓝玉犹不收敛，擅定军中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导致朱元璋数次责备。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很多人都听说过宋朝不杀士大夫，其实是源于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立下的一个“誓约”：
“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避暑漫抄》陆游）
宋朝的皇帝对这一“祖宗成法”大体上遵照不渝，算得上例外的除了钦宗时期诛杀“六贼”（六贼只有王黼、梁师成、朱勔能算是例外，李彦、童贯是宦官，而蔡京为病逝）和高宗时期诛杀张邦昌以及陈东、欧阳澈两个书生。至于众所周知的风波亭“莫须有”冤杀忠良一案，其实也算不上违背祖训，毕竟岳飞等人是武将，而非士大夫。
要不是倒霉的赶上“靖康之耻”，“六贼”在宋朝奸臣中还真排不上号。宋朝算得上是最为善待士大夫的朝代，如果要找个反例，那就非明初洪武年间可比了。不幸投胎在这个倒霉时代的士大夫们，摊上倔老头朱重八这么个主儿，只能怨自己前世不修，生在洪武了。
老朱杀人都杀出花儿来了，比如剥皮楦草。洪武大帝杀起士大夫来，那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的，只跟心情与需要有关，因此相关事件数不胜数。比较大的几起如“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都是“大戮官民，不分臧否。”（《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但是影响最大的还属洪武年间的“四大案”。
先按照时间顺序，简单说下“四大案”。1、胡惟庸案。
胡惟庸，濠州定远人，于元至正十五年投到朱元璋麾下，吴元年晋为太常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政知事，六年为丞相，十年后与汪广洋为左右相。
洪武十二年，占城使者入贡未奏一事案发，汪广洋被胡惟庸推出来当替罪羊被赐死。次年，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图谋造反，朱元璋将二人一同处死。
老胡挺惨，连幅正经画像都没传下来。之后，胡惟庸谋害刘基、妄传符瑞、勾结边将、外藩欲图谋反等事曝光，于是在洪武二十三年复追胡惟庸之案。陆仲亨、费聚、李善长、林贤、封续等皆被处死，株连受死者3万余人，其中含封侯者20多个，并颁《奸党录》于天下。此为洪武一大案。另插一句，胡惟庸也是中国两千年王朝史中的最后一位丞相。
2、空印案。
明沿元之故事，每年地方长官须遣官吏到京师户部，核对其所缴纳中央的钱粮、军需事宜。为免因为小的疏漏多次往返空耗时日，相关吏员往往持预先写成的空印文书到京办事，在查核无误后再加盖印信，并循为常例。
其实像空印案这种事，真要深究起来一抓一大把。洪武十五年（也有史载称是洪武九年），此事为朱元璋察觉，认为是官吏勾结作弊的欺君大罪，因此处死数百人，佐贰榜责充军者又有数百人。
此为洪武二大案。
3、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勾结吏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贪盗官粮，下令“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第九十四》）。
此为洪武三大案。
4、蓝玉案。
蓝玉是胡惟庸的老乡、常遇春妻弟，勇敢善战，屡立战功，其中以捕鱼儿海大破北元而名震天下，官拜大将军、凉国公。
蓝玉最大的功绩就是捕鱼儿海一战，基本摧毁了北元小朝廷
蓝玉手握军权却骄横不法，屡次触怒朱元璋。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于是朱元璋将蓝玉处斩、诛三族，并剥皮实草，传示各地。同时蓝玉的军中僚属因株连被杀者达1.5万人，因此被列入《逆臣录》的包括傅友德、冯胜、王弼等一公、十三侯、二伯。
此为洪武四大案。
再给“四大案”定性：虽然不能说全是冤案，但其实都挺冤的。“四大案”中，“郭桓案”为经济案件，“空印案”为行政案件，另两起只能定性为屠戮功臣了。
郭桓案——郭桓或许不冤，但冤的是粮商富户。
郭桓案中，郭桓的罪状是利用职权，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和浙西的秋粮，还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导致大明朝廷共损失粮食2400万担——这可是个极其可怕又不可思议的数字。毕竟在该案爆发的那一年，明朝全部的粮食产量才约为2089万担（《太祖实录》卷一七六）。虽然有史料记载（没找到出处）洪武二十六年官仓储粮达7180万担，但是一个小小的户部侍郎，就能侵吞掉大明朝将近30%的储粮，也太过夸张了一些。
朱元璋专权而且勤政，据说一天工作18个小时、处理近千份奏章。尤其是粮食作为定国之本，突然间少了一年的产量、近三分之一的储备这种天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即便有瞒报、漏报，可别忘了老朱可是特务干预政治的首创者，锦衣卫连大臣被老婆揍了都能查到、市场物价波动也是每日一报，怎么可能对郭桓贪盗如此之巨无动于衷？再说还有御史监察，那可都是些为了求名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主儿，郭桓即便勾结，也不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
锦衣卫没有小说里传的那么神，但是想瞒过其耳目也非易事
所以，郭桓案很可能就是朱元璋的一个钓鱼游戏。
郭桓贪盗应该不假，被株连的高官也许不冤，“赃七百万”看上去也不离谱，但是窃以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那些被逼无奈为郭桓等人补空缺的粮商富户被定罪为了协同者、被杀头抄家才是老朱的目的：能一下子搜刮将近全国一年产量的粮食以补国用，朱元璋是不介意砍下几万颗脑袋的。而且老朱也不用担心因此身负恶名，杀掉该案的主审官吴庸以平民愤就行了，反正对于深谙帝王权术的朱元璋来说，臣子就是替他背锅的，而且还用之不竭，多好！
空印案——可能是朱元璋为了“杀鸡儆猴”下的一手闲棋。
翻资料，发现不少人认为空印案是朱元璋的学识和见识问题——说实话，对此说只能付之一笑，因为这种说法实在是太小看老朱了。
朱元璋出身微末，最开始可能大字都不认识几箩筐。不过老朱极其好学而且肯下苦功，在成事、尤其是称帝之后，他的学识即便说不上出类拔萃，但也非常人可比。在见识上，他虽然有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但是寻常的治政理事根本不在话下，要说朱元璋不知道“元时，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中外历史年表》，翦伯赞主编，由三联书店出版）这类故事，可能性基本没有。
能写出《咏菊》的老朱，谁敢说他没文化？
这类旧习虽属于未成文法，但是确实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大有益处，若是相关官员事先呈报奏知，想必朱元璋也不会反对。可问题就出在两点——首先是相关官员没跟老朱提过这个茬儿，其次时间点比较敏感。两年前（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刚刚斩了“不奏辄行”的胡惟庸，又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摆明了是要削臣权、集君权，可是这帮不长眼的官儿们还敢以“旧习”为名自作主张，妄行“空印”之事，在老朱看来就是记吃不记打，属于再明显不过的“欺君”大罪了。
所以杀几百“长吏”、再充军几百人，应该是朱元璋的一招“杀鸡儆猴”——行“空印”事或许无错，但未禀明君上便妄自行事就是大罪。
这也算是老朱提前敲打了一下那些随他打天下、又随他治天下的功臣悍将——勿谓言之不预也，再不老实，下次宰掉的可就不是几个倒霉的“长吏”了。
胡惟庸案——朱元璋扫除集权路上的一块碍脚石。
老朱安在倒霉鬼胡惟庸身上的罪名一大堆，大体可以归纳为专权用事、任人唯亲、不奏辄行、阴杀大臣、妄传符瑞，而最严重的就是勾结边将、欲图谋反了。
还有那个神奇的太监云奇，能“预知胡惟庸逆谋，力阻高皇帝行驾，死瓜槌下”（《见闻杂记》），不惜一死揭穿了老胡的阴谋，也算是在大明王朝层出不穷的坏蛋太监中难得的一个正面典型了。
阉宦之祸是明朝政治特色，不过云奇这个太监似乎是臆造出来的
老胡这个人吧，才华是不用说的，骄横跋扈也可能是有的。不过他也算是朱元璋的老班底，跟在老朱屁股后边20多年，难道会不知道自己这位主公是个什么样的狠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还想造反，难道是嫌自己活得太长？
更何况想必老胡自己也明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
其实胡惟庸案说白了，就是老朱当上皇帝一开始搞的“复汉制、区胡汉”有点过火，他后悔了，所以要收臣权、集君权。
在朱元璋之前，皇帝想要集权在历代王朝中基本就是做梦
自科举制兴起，唐宋两朝的君权受到极大的抑制，“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当时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可是在好猜忌而且权力欲极大的朱元璋眼里，这却成了对于君权的极大侵犯，是对帝国稳定的极大威胁，所以必须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彻底废除以宰相制度为代表的文官体制。
早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便已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史·卷二·太祖本纪》），次年杀右丞相汪广洋，再次年杀左丞相胡惟庸、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十年后，再杀李善长、赵庸、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彻底摧毁了能对君权造成威胁的文官系统。洪武二十八年，老朱又对这个历经17年的大案做出总结，其实也道出了自己的初衷：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明会典·卷二·皇明祖训》）
所以什么专权、欺君、勾结、谋反不过是是个借口，以明朝刑讯之酷烈，三木之下，什么口供搞不出来？胡惟庸或许有罪，但最大的罪过，其实就是挡住了老朱集权的路罢了。
蓝玉案——太子朱标的陪葬品。
在没有蓝玉口供的情况下，《明史》和《明实录》将蓝玉谋反的证据归结为：其一为“玉不乐居宋、颖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就是嫌官小了；其二蓝玉认为“上疑我矣”。而《逆臣录》又给蓝玉添了几条罪状：蓝玉掌全国兵权，有造反的实力；太子刚死，太孙尚幼，压不住蓝玉；蓝玉手下很能打，而且听他的话；蓝玉的亲戚靖宁侯叶升被老朱杀了，所以他有造反的理由。
罪名是两条也好、六条也罢，其实大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可以因此将老朱归于“预防犯罪”的优秀典型。不过爱说大实话的老朱终究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一不小心把他掀起蓝玉案的真正原因说了出来，那就是太子刚死，而太孙尚幼。
朱标若不早死，明朝可能是另一个模样，而且应该会好得多
朱元璋自立吴王后就册封朱标为世子，并作为接班人培养了他27年。而蓝玉在洪武中后期受到老朱的重用并得以执掌兵权、屡建奇功，最大的原因就是蓝玉不但与朱标交好，而且对其忠心耿耿——也就是说，蓝玉是朱元璋留下辅佐太子朱标接班的。
如果朱标能够顺利接班，以其宽厚仁慈的性格及跟蓝玉的交情，后者想必应得善终，弄不好还能成为一代名臣良将留名青史。而以朱标的人望和能力，后来朱棣基本无望再搞什么“靖难”，而且就算打起来也未必是以蓝玉为首的一干猛将的对手。
可惜朱标早死，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嗣，而年轻的朱允炆显然没有资格让蓝玉这帮骄兵悍将俯首帖耳。未除后患，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屠戮，对于朱元璋来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所以四大案中，要说冤枉，还属蓝玉最冤。
另插一句，四大案中，除空印案外，其余三案举报人或是主审官，事后都被朱元璋砍了——说起卸磨杀驴，老朱真是一把好手。
明朝时期洪武四大案是指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当时明朝有一个规定，地方财政每年都需要向中央户部报告核对，只要其中有一个数字不对就需要返回重新编造并加盖公印，但对于有些距离较远的省市，去一趟京城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所以非常的不方便。于是当地官员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空白的纸上加盖公印，账目不对时立马就能修改，这样就能避免来回奔途。经过演变后，基本全国都是如此作为，朝廷之中的官员都知道这个做法，但唯独朱元璋不知道，当其发现地方官员如此作为后，非常愤怒，杀掉了全国的主管印章的官员，高达几万人。
郭桓案发生在1385年，御史于敏举报户部侍郎郭桓联合按察使司官员赵全德等人贪污腐败，经过调查，郭桓贪污了太平、镇江等多地的赋税收入，在地方还征收自创税种，总计2400万石粮食。涉嫌贪污的六部人员都有，地方机构人员也都参与其中，最后从上到下按律处死了三万多人。
胡惟庸案发生在1380年，具体原因是宰相胡惟庸建立党派，拉拢朝中官员组成新的战线，尽力排挤针对胡党的官员，并且企图谋反，胡惟庸被人揭穿后，朱元璋下令扫除胡党，斩杀了三万余人，为此朱元璋还废除丞相一职，事物都交由六部处理。
蓝玉案发生在1393年，蓝玉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但其行事嚣张，目中无人，朱元璋都不放在眼里，最后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将其处死，受到牵连的党羽众多，先后斩杀了两万余人。蓝玉被杀后，明朝的开国功臣基本被朱元璋消灭殆尽。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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