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出没音乐曲谱大全文 | 陈纯 　　说起罗湖，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边缘、过时、亟待旧改？ 　　但是在我的叙事里，被推到“边缘”的罗湖，却是我无可取代的中心。 　　蔡屋围、湖贝还有笋岗，这些正在重建之处，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深圳似乎又要重新拉罗湖一把，我的心情也因此变得复杂：为了享有继续发展的权利，那些载有我回忆的物体将要彻底地消失，但许多人依旧嫌它们消失得不够快。 　　▲1996年，深圳，俯视罗湖区 　　以前我在外面读书或旅游，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经常含糊其辞地说，我家在深圳。说是深圳，不如说是罗湖。 　　来自广东的深圳移民大多聚居在罗湖，潮汕人尤甚。我父亲的餐厅在松园路陆陆续续做了将近十年。餐厅的对面是一家百货公司（后来改成了保龄球馆），但我只对一楼的书店有印象，里面卖的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出的《七龙珠》，一本是一块九。 　　餐厅旁边有一间股票交易所，每天屏幕上滚着红色的字，显示着每一支股票的价格，因为里面的空调开得很凉，我每天中午都会跑去“叹冷气”。那时的松园路，道路两边颇为繁华，临街的建筑后面虽有不少废弃的厂房，但更新速度也十分惊人，今年看是废墟，第二年店面已经整齐得开始营业。后来推土机不再出现，但松园路的生机似乎也逐渐消失，近十四年每隔一两年经过一次，都没发现什么变化。 　　1993年暑假，我开学插班到红岭小学的二年级二班。当时隔壁一班有一个小孩，是我父亲朋友的儿子。我去报到的时候见到他，父亲随口对他说，你帮我看着他啊。他腼腆地点了一下头。 　　后来想起这件事，我只是觉得那时的教育公平比现在要好一些，因为班上50多个学生，什么样的家庭背景都有，最有钱的几个，住在天地大厦后面（现在那一片已经成了老破小），还有一些，父母就在菜市场卖菜。当时还没什么学区房的概念，如果有的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后来还能不能上得了重点中学。 　　我时常去一个发小家，因为他家的电视，比我们餐厅里的那个清晰多了。那时根本没什么数字电视，都是靠天线收的台。他们家能收到TVB和ATV，而且还没有雪花和杂音。直到我上高中，看到清楚无比的电视画面，都会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我在他家看过好几部动画，有《娱乐金鱼眼》、《魔神英雄传》、《天空战记》和《美少女战士》，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幻法小魔星》，相比现在只能看《喜羊羊》、《熊出没》和《猪猪侠》的孩子，我觉得那时的我们还是要幸福一点。 　　发小是个篮球高手，我打篮球没什么天赋，他不想带着我打，但他觉得我打游戏方面还有救，于是周末总是打电话来我家，怂恿我一起去游戏机室打《拳皇》。那时我们常去的游戏机室，主要在东门附近的工人文化宫，华城里面也有几家，但“飞仔”太多，他一般带着我去都会很小心。《拳皇》是飞仔的最爱，他艺高人胆大，有时遇到一些爱爆粗爱拍机的主，也不慌不忙，只是给人留一点面子，一般不“一抽三”（《拳皇》每队有三人，一对一轮流上，“一抽三”就是一个打赢了对方三个）。 　　前阵子我出于怀旧的心态，和朋友去文化宫转了一圈，颇为震惊。在深圳市区除了螺岭外国语（以前的螺岭小学）附近，恐怕再难找到一个地方残破至此，连湖水都带着一种下水道的颜色。 　　▲1995年，东门改造工程开启，拆迁工作正在进行中... 　　▲1999年10月1日，东门商业步行街开街典礼 　　罗湖的这些变化，时常让我感到难堪：一方面，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另一方面，罗湖常常是有了变化却没有太大的发展，这就好比98年左右，父亲花大成本将我们楼下的一片树林砍了，弄成了肉菜市场，结果亏得屁滚尿流。 　　在人缘冷淡的中学时光，我建筑起的保护自己的文学世界，是有一些物质依托的。我把在红岭路和红桂路交界的那个有阳台的家想象成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塞纳河左岸住的小阁楼；把从那个十字路口到红宝路的那一段距离，命名为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荔枝公园湖面上的夕阳，是泰戈尔的守财奴，正在收起他最后的金子。后来小阁楼拆掉了，建起了红岭路地铁站，弗兰德公路上KK mall拔地而起，那些金子还在，只是我再也找不到那个年代的光芒。 　　我的情感结构有一半以上是被这时期读的书所塑造的，另外的那些，就是罗湖的各种街道建筑。他们今天也大多数面临旧改的命运。 　　当年在红岭路和红桂路交叉口的“求知书店”，我用吃饭省下的钱买了《莎士比亚悲剧集》、《泰戈尔全集》还有《约翰·克利斯朵夫》，这几套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柜放着。我在书店里站着看过各种各样的书，有《鲁迅先生纪念集》，有《王小波门下走狗》，有《悟空传》，有《周渔的火车》，我的中学生活除了书，就是书里扑面而来的思想和感情在我生活中的延伸。 　　但2006年大剧院装修那会儿，书店被一家婚纱店顶掉了，我的精神寄托被压得粉身碎骨。它怎么能这样就被拆了呢？ 　　初三那年第一次接触《少年维特的烦恼》，我正处于初恋。前阵子把那时的日记和情书翻出来看，一点都不觉得幼稚，反而有点羡慕。 　　▲1989-2004年深圳大剧院南广场演出夜景 　　我很怀念那个天色如墨的下午，我把裤腿卷到七分长，拎着一把老爷伞，心里砰砰直跳地送她回家，第二天一位女同学恰如其分地说我们的同行是美女与野兽的相遇。我也没有忘记她第一次带我去深圳书城（如今的罗湖书城）下面的弘文琴行，拿着我完全不熟悉的乐谱若有所思地哼着，侧身用苍白的手指在琴键下按下几个音符。她家就住在现在的蔡屋围后面，如今已经纳入旧改。 　　也正因为第一段感情如此让人失望，我对小曼的喜欢，也很难说不是带着亦真亦幻的遐想。每个周末，我洗好脸，穿上最好的衣服，经过当时正在建造中的荔园酒店，拐进红宝路，去到一家能给我安全感的网吧。她不是每次都上，所以我后来经常因为她的猫头像忽然出现而手指颤抖。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她答应和我通信，次年四月份她和一个男生恋爱，年底她就飞往澳洲读书了，这非常符合一个深二代的人生轨迹。 　　我和她的故事单调得很，初中毕业后我们只见过两三次，大部分来自我的想象，我终年走在红岭路和红宝路，回想着她和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其实她根本没和我说过什么），我以为高一永远不会结束，她的行程将永远遥遥无期，我以为希望总是有的，但她走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是哪一天。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我那时真是一个朋友也没有，零二年和零三年的元旦倒数，我都是一个人去的，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当晚我在邓小平像的路口，陆续碰到高中一班的同学、初中六班的同学，还有我同班的一对情侣，插着口袋，或跩着脚步，稀稀拉拉地往中信那边走。回去的路上我见到一位童年的玩伴和他的女朋友，他站在一个孩子旁边，掏出五十块钱给他，然后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个流浪的孤儿。“流浪的孤儿”，我嘀咕着，此后这个隐喻一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1990年10月8日，我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东门西华宫正式开业，麦当劳就此成为东门的地标。 　　我回潮州的时候，自认为是深圳人，我回深圳的时候，又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从小在罗湖长大，但随着深圳“一路向西”，深圳的概念里似乎已经没有了“罗湖”。深圳早己变了个样子，但它还自称是原来的深圳，就好像我把我曾经最珍视的东西扔了。 　　但我还自认为是以前的我。我最好的朋友都散落在天涯，在深圳一起长大的那些，我们的关系就像花园角落那将死未死的植物，你总是想着还可以救一救，但却总是忘记。 　　在哲学上我被迫和深圳拥护同一种自我理论，我们根本无法通过过去和现在的相似性，而只能通过某种连贯的叙事来为自我的同一性辩护。 　　难怪有的人说，深圳这地方，只拥有金钱，不拥有记忆。 　　本文作者 　　陈纯 青年学者、教师，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学、思想史； 　　一个 罗湖长大的“深二代”。 　　熊出没音乐曲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