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起解崇老伯京胡伴奏曲谱世纪风华，百廿璀璨；源浚流长，根深叶茂，今年，青岛九中将迎来120年华诞。今日起特编辑转发著名版画家张白波老师一篇长稿回忆图文，以示纪念，为校庆献礼！原文共分九期推出，现汇总成上、中、下三篇予以展示。 　　世纪沧桑忆九中（四） 　　寄语：百廿礼贤，又逢庚子。我愿透过对自己60多年前那段学历的追忆，来让当今的学子一窥那个时代的校园生态，感受那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沧桑。 　　下乡劳动 　　1958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即“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伴随着大跃进，转过年来学校就开始有下乡劳动的事了。 　　59年春，学校除了初一、初二因为同学年龄小没安排下乡外，我们初三年级和高中同学都被安排了下乡一周的劳动，这是有史以来，青岛市的在校中学生第一次有组织的下乡劳动。 　　起初，老师怕我和班上几个年龄小的同学体力不行，不让去。那还行！对于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城市的学生来说，毕业之前这次“下乡劳动”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我找班主任郭淑华老师苦苦要求，最后终于被批准同意去了。 　　那时人民公社刚风行全国，以村为单位叫“大队”，下面分为几个“小队”，故有“大队干部”“小队干部”之称。我们下乡各班被分配在不同的“生产小队”干活，都是干农田里的活，好像主要是麦收和翻地吧。那时村里全体农民社员都以小队为单位到集体食堂吃大锅饭，我们同学也随各自的小队在大食堂吃饭。记得当时每人午饭发一个苞米饼子，不够就配地瓜干，还能吃饱。这次下乡劳动白天虽然很累，但晚上同学们坐在场院的草垛旁，跟着带队的年轻老师（一位北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任代课老师）一起学唱俄罗斯歌曲《伏尔加船夫曲》和苏联歌曲《海港之夜》，歌声在夜空中回荡，倒也甚感浪漫快乐，以至终生难忘。 　　作者1959年初中毕业时，在同学纪念册上的留言 　　从1959年下半年我上高中直到1962年毕业，这段时间就是史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了。也就是从这年开始，开创了中学生每年夏秋两季都要下乡劳动的惯例，初夏参加“麦收”，秋季参加“三秋劳动”，这个惯例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文革”期间。 　　算来我上高中三年，一共至少下乡劳动过6次。后来农村大食堂垮了，都是学生自己开伙。下乡一周的话，每人交10斤粮票，要交多少钱记不清了，班上出两三个同学负责做饭。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干农活可就没有初次下去那么浪漫了。 　　每次下去，同学们大都分小组住在农户家，农民腾出一间屋，一个大炕睡4个人。肚子饿，晚上已不再唱歌，有时把白天在地里捡的豆子用瓶盖盛着，放在油灯上烤着吃，随后晚上就轮流放屁，搞得小屋臭烘烘的。有一次到即墨七级公社参加“三秋劳动”，劳动一再延期，在农村连着干了45天。天气渐冷，期间学校安排各班派代表回青岛为同学捎衣服。时逢八月十五，母亲趁机在棉背心里夹了两块月饼。我把月饼和同屋的3个同学分吃了，结果胃已承受不了半块月饼的油腻，第二天拉肚子了。 　　我们每天早上都是由小队长分配活。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被分配“车水”浇地，即用人力推着水车把井水从井里提上来，顺着水沟浇地。水车上面有三根杠子由三个人一组来围着井转圈推，哦，也就是说本来是一头驴或骡子干的活，现在由三个同学干了。不巧一次浇地灌了一个老鼠洞，一只老鼠跑了出来。这只老鼠被带班的那位农民抓住，从它鼓鼓的两腮中抠出一小堆黄豆，农民老伯高兴坏了，立刻提着老鼠和那把豆子回家美味去了。从此我也长了见识，原来老鼠搬运粮食是这种方式。 　　许多故事记不得了，但我记得有次下乡我得了疟疾，没地方看病，腹泻几天差点要了命。获准提前回家，从大港火车站走回家，背着行李，当中不知坐在马路边歇了多少回，家人见我惨状，大惊。 　　高中期间，学习秩序不再正常，班委会设立“生产救灾委员”（简称“生救委”），我们班的生救委是团小组副书记王宝平同学担任。除了下乡劳动，同学们经常要有组织地去参加五花八门的“生产救灾”活动，也是随时待命，有时不管上不上课，学校一吹哨，我们级部的各班就在白果树院集合出发。那时候班上的女同学上学都备有一根带铁钩的绳子，身体比较强壮的男同学拉车（当年运输用的人力地排车）驾辕，女同学就拉边绳（当年也叫“拉沿”）。记得搞过“十五养”，还到观象山晒过粪；大冬天学校组织到四方湖岛、台西团岛海里捞过海带、海菜，不过我怕水凉，一次也没敢赤脚下海。王宝平同学住校，他告诉我有 时饿的在宿舍用茶缸子煮海藻吃。 　　当年演绎着许多现在匪夷所思的故事。饥饿，在摧残人的生理肌体的同时，却也在磨砺着人的理性和意志。班上有些同学退学了，我在家庭生活极端困难中坚持到高中毕业。那年代，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思考，让我们的精神视野早已突破校园，具有了朦胧的忧国忧民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班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会经常私下议论社会问题。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社会环境，无疑会使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早熟，对此，我深有感触。 　　1985年九中85年校庆时，56级初中初三5班部分校友到校合影。右1立者为本文作者张白波 　　版画·春耕·张白波 1969 　　世纪沧桑忆九中（五） 　　难忘的图书馆 　　初中入学不久，有一天学校图书馆的女老师，在校园里见着我，可能看着我老实吧，问我愿不愿意去图书馆帮忙干活，我当场表示愿意。 　　1956年作者入学九中时的照片，取自当年学生证。 　　九中的图书馆很有名，可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直到工作多年后才从史料上得知德国传教士尉礼贤不仅创立了礼贤中学，还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对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饶有贡献。他在1913年开办了尊孔文社，1914年建成了礼贤藏书楼。据记载该藏书楼藏有中外书籍1万多册。这个藏书楼在上世纪30年代与青岛市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并称为青岛三大图书馆。到我上学的时候，礼贤藏书楼早就叫鲁迅礼堂了。 　　图书馆在鲁迅礼堂的左侧（北头），连着礼堂，就是一间大屋子，屋子里排满了书架，书架上都是1949年解放后出版的书，而且多是小说之类的读物。屋子紧靠礼堂那面墙有一道小楼梯可上阁楼，屋子靠侧门墙有一个面向院子的窗户。进图书馆就走礼堂的侧门，进门的小过道里摆几个不高的柜子，几排小抽屉里放着图书卡片。学生借书的时候，要先在小屋里查出想借阅的书籍卡片，然后出门到院子里的那个窗口前，站在窗外石条搭起的台阶上，与图书馆的老师办借阅手续。 　　九中鲁迅礼堂，即前礼贤“藏书楼”，面对礼堂左端为九中图书馆。 　　当时图书馆只有两位年纪挺大的老师管理。男老师姓毕，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女老师名字是胡清智，年纪大了，同学们都称她“胡老妈妈”。两位老人慢条斯理的，和蔼可亲，对我这个“小朋友”很关爱很信任。每到下午课外活动时，只要班上没事，我就跑去图书馆帮忙。 　　图书馆是每天课外活动时间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的。可能是当年的学生大多忙于功课吧，记得当时来借书的同学真的不多，从来也没出现过拥挤的时候，而且借书的多是高中同学，大多都是面孔熟悉的那些人借阅。我的任务是替两位老师“跑腿”。两位老师分坐在窗前的桌子两边，接过学生还回来的书，我就把书插回到原来的书架上。学生凭学生证和书卡向老师提出借书，我就跑到书架那里把要借的书取来递给老师。这样两位上年纪的老师就无须走动了。 　　顺便说一下当时借书的程序。图书馆的每本书的封底里面都贴有一个牛皮纸的纸袋，里面装有一张书名的编号卡片，学生要借这本书，就由老师抽出卡片，填上时间、借阅人（凭学生证），留作凭证，等学生把书还回来，再把卡片插回原书的纸袋，书归原位。学生若长期不还书，则可依据登记卡片追索。 　　在图书馆帮忙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它有多么特殊多么神秘，也没有“藏书楼”的概念，我可以随便走动、翻书，老师也不管。阁楼我上去过几次，那里空间很狭窄，就是礼堂顶层两侧不大的斜顶房间，虽然放着许多旧书、旧刊物之类，但绝没看到像记载中说的那么多像样的中国典籍和外国书。当然也可能我没有走到阁楼的另一侧，那里有没有库存我就不知道了。实际上鲁迅礼堂建筑原本体量就不大（见照片），从建筑结构来看，可能当初就是坐礼拜的场所，因为礼贤就是教会办学嘛。我们上学时，并不宽敞的礼堂放着许多排长条椅，有时开大会、听大课以及小型演出就在这里进行。至于上世纪初，是否在礼堂里也存放书籍，我们不得而知，我觉得，所谓当初的藏书楼，其实就是指在现图书馆房间和小阁楼上存书的地方而已。对作为青岛建埠初期那个年代，带有文人雅兴意味的“藏书楼”，如果以现代大城市图书馆的眼光去考量，肯定会有很大落差的。那时我小，对楼上那些东西也就是胡乱翻了翻，看了看、毫无兴趣，印象中只是看到有些册子封面上印有尉礼贤的相片，对竟然有个洋人叫“礼贤”感到好奇，第一次得知礼贤中学和这个外国人有关系。当年的同学虽然知道九中前身叫礼贤中学，却都无从了解“礼贤书院”历史，更不知道有尉礼贤其人，因为学校从不提及那段历史。由于楼上的这些书不在外借之列，也没有我感兴趣的书，所以当年我很少上阁楼。 　　现在我想，礼贤藏书楼的那些旧藏很可能在49年以后被青岛图书馆或相关单位调走了，因为学校都归公了，有价值的藏书也归公是顺理成章的事。我认识青岛市图书馆老馆长文史专家鲁海先生，他在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礼贤中学，应当最熟悉礼贤“藏书楼”的情况，可惜老人家去年去世了（2019年，享年87岁），我为没能及时向他采访询问这段历史后悔不已。据比我高两级的同学张百寿讲，他1954年上初一时，借书的图书馆是在白果树院的二楼，也就是说，九中的图书馆曾经搬迁过。管理图书馆的老师早已换了不知多少代人，我曾试图打听和验证我的猜测，也无结果，礼贤藏书楼似乎成了一个謎。 　　在图书馆帮忙的两三年里，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看了很多书。两位老师对我借书毫无约束，任我借书回家看。出于那个年龄段的兴趣所致，我几乎把馆里存有的中国古典小说读遍了。《三国》、《水浒》、《西游》不用说，什么《说唐》、《说岳》、《三侠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三言二拍”、《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儒林外史》、《镜花缘》等等，除了《红楼梦》外全看了（当时觉得“红楼”没意思）。当然还有一些当代中国小说，比如抗日的、打仗的如《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等；以及一些外国小说，比如馆里所有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所有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以及一些苏联反间谍的小说等等，都是随借随还，假期则抱一大摞书回家，享受到了阅读的特别待遇。 　　版画·读·张白波 1965 　　我在图书馆的义务劳动，不是学校安排的，也与我的班主任老师无关，纯粹是毕老师胡老师喜欢我，是我自愿的个人行为，所以非常自由、非常愉快。在我待在图书馆的这些年，从未见有别的同学也和我一样在这里帮忙，也没见有另外的同学和毕老师胡老师这样亲密。我觉得，能以这种方式在九中图书馆长期服务的学生，前后可能只我一人。我多么幸运，也算与礼贤藏书楼有过一段缘分。 　　到读高中时，一是如前所述，三年困难时期学校事多，活动多；二是我个人的事也多，比如担任学校黑板报写画工作，参加学校的民乐队活动，又自学美术，也就顾不上图书馆的事了。再说，好像那两年毕老师、胡老师也相继退休了。我就更不去图书馆了。至于再过几年“文革”袭来，大破“四旧”，据说图书馆的书被堆在六二院焚烧，新旧藏书都荡然无存了。 　　版画·岛城雪晨·张白波 1972 　　世纪沧桑忆九中（六） 　　结缘民乐队 　　九中是名校，招收的学生不但学习成绩好，各个方面的素质也高，当然学生里面不乏优秀的艺术人才。 　　那个年代青岛市区的中学，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全市性的中学生文艺汇演，这对各个学校来说，是展示校园文艺才华和名声的大事。九中，这方面当年在全市中学里可是享有很高声誉的。且不说舞台节目精彩，就说乐队，也是全市中学里最优秀的之一。当年3所中学乐队厉害，——一中的管乐好，二中的西洋器乐好，再就是九中的民乐（当时亦称“雅乐”）出名。 　　一个中学的学生乐队，基本是把凡是能有些器乐演奏基础的同学都吸收进来组成的。他们或是在校外拜师学的艺，或是入校后同学相互影响学的技能，所以往往中西各色乐器都有。学校的学生是流动的，乐队老队员毕业了，会有新手不断补充进来，一拨一拨的，薪火相传，形成传统，不过九中乐队总是以民乐见长。 　　记得我在校时比我高两届的那拨乐队实力很强，高三.1班的班长林寅之的同学不仅自己的二胡演奏水平相当高，而且组织能力很强，担任乐队的队长和指挥。那时乐队主要成员除了有高一和我同级的同学外，高年级的有刘大杰、毛明武、宫傳晓、张百寿、张延寿、申介宗、费日喧、王之赢、孙成芳（初中同级）、牟海澄、张象复、李志芳、王鸣岐、王延悌、戚道明等。林寅之后来长期担任青岛李沧区文化馆馆长，学术著作甚多，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音乐理论家。乐队其他同学也有的后来走上音乐专业道路，各有成就。 　　再说我和乐队的缘分 　　1959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在自行车棚里和一位高三的大同学一起复习功课应考时，每天都听到高年级的林寅之学兄在老传达室里练习演奏二胡，记得拉的是刘天华的曲子“病中吟”“良宵”“烛影摇红”“光明行”，有人给他扬琴伴奏，好听极了，美极了。于是扬琴对我有了极大的诱惑。 　　等我考上高中，得知学校有一架扬琴，并终于把它弄到手了，并开始自学。 　　水印版画·排练·张白波 1966 　　其实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有一点器乐的兴趣和基础。家里有一把日本弦子（三味线），能弹些简单的小曲，但没参加学校的乐队。自 从得到那个扬琴后，就一心练习扬琴了。记得高一下乡劳动时，除了背着行李外，还不辞辛苦地提着琴，就是为了干活之余可以练习。那次下乡原本还带着本雨果的《悲惨世界》，准备阅读，结果休息时间都练琴了，小说没翻几页就带回来了。那时九中对面的工人文化宫里，晚上常有职工业余乐队的排练，乐队里就有扬琴演奏。于是一到人家排练的日子，我就不上晚自习了，去看人家演奏。 　　大约到了高二，我们这届的同学就成了乐队的主力，我也以扬琴手的身份参加了乐队。这时我已稍具演奏能力，竟然能给二胡伴奏了。 　　和我同届不同班的同学毕元和（他父亲就是校图书馆的毕老师），二胡拉得相当好，早就是乐队的主力。他每天放学都路过我家，于是就经常带着二胡在我家合练。他有带扬琴伴奏的二胡曲谱，我们就按谱子练合，所练过的曲子中印象最深的有“怀乡行”，“在草原上”和“牧羊姑娘”等。毕元和二胡拉得很好，极有韵致，我的扬琴水平肯定大不相配，然而他每每很耐心地屈就和我同练。一路练下来，虽然我始终没有达到能完整伴奏的水平，但似乎触摸到了一年前听到仙乐的那种感觉，为能亲自弹奏而甚感惬意舒畅。 　　高中期间，我们这一届同学很有一些民乐高手。拉二胡的有毕元和、曹永寿、高培礼、张元泰等，弹拨乐的有黄佳厚、苏奇白等，还有笛子高手尹家训等，加上别年级的同学组成了一支在全市中学圈里很有些名气的民乐队。 　　这时窦织云老师已调离九中，音乐老师由张以忠老师担任。张以忠老师1956年进校，原来是教汉语和语文课的老师，喜欢音乐，唱得也好，其时被青岛市广播电台邀请担任“每周一歌”的教唱老师。他带领我们这届的乐队十分活跃，排练过许多中外乐曲，能记得的有“旱天雷”“喜洋洋”“瑶族舞曲”“达姆达姆”等。鼎盛时我们排演的大型组曲“洪湖赤卫队”名声在外不说，毕元和的二胡独奏《光明行》， 尹家训的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卡尔达什》等在全市业余演出也是一流。因为当年市北区别的中学都没有像样的乐队，我们的乐队还常常应邀为其它中学的节目伴奏，九中的乐队真是风光。 　　水印版画·后台·张白波 1966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社会文化生活也十分枯燥，唯机关单位风行交谊舞。当年张以忠老师年轻，对跳舞甚感兴趣，九中经常和周边的青岛八中等学校联合举办舞会。那年代，音响设施还十分原始简陋，就是唱片加扩音器，无法携带伴舞，舞会的音乐全得靠乐队现场演奏，于是我们九中的乐队就经常在周末被张老师带着出去伴奏舞会。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路小学礼堂、上海路人民银行礼堂和第二体育场灯光篮球场的舞会伴奏。每次舞者兴致勃勃，可把我们乐队同学都累得不轻，记得有时最后我们竟恶作剧地加快演奏速度，好把舞者累得早散场。 　　九中的乐队人才辈出，我们毕业后，又有很多高手在青岛文艺舞台上叱咤风云。到“文革”时，“红旗”演出队、“东方红”演出队各展风采。“红旗”演出队在张进发、陈祖锦他们带领下不仅到处演出，宣传+++思想，还参与了市里的大型歌舞《东海怒涛》的排练演出。而张以忠老师则调动全校文艺力量与姚青、李立平他们竟然排演了当红舞剧《红色娘子军》。这些都是后话，该由众学弟学妹去说，不过也都与我们这代学子承袭的九中文艺传统有关。 　　九中和上海路小学紧邻，那些年上海路小学音乐老师李嘉评带领的红领巾艺术团培养了许多少年文艺人才，62年九中竟然把这些同龄的小学毕业生招进来编成一个班，这大概也是九中文艺景象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像张惠先擅长扬琴演奏，曾任九中学生会文艺部部长，同班的韩惠燕（1962—1968届初、高中）擅长朗诵表演，后来的张白涛（1968—1970初中）擅长二胡独奏等等。我和李嘉评关系甚密，有许多故事值得回忆。 　　左张白涛（二胡）、中张惠先（扬琴）、右张白珊（1964—1967 九 中初中，琵琶）在合练乐曲 　　在九中乐队里我弹过三弦，但主要担任扬琴演奏。每次排练和演出，都是我双臂一抬，作为乐曲演奏开始的信号。想想当年位居舞台乐队中央的感觉，恍如昨日，也是人生的一段景致罢。 　　在九中我与音乐的这段缘分，日后也曾有所发酵。几年后的“文革”时期，我又迷恋琵琶学习，并自制了一个精致的琵琶。随后又学弹吉他，借以自娱。在度过漫长的美术创作生涯后，直到我年逾古稀，2019年春又与音乐界的朋友成功策划了以版画和民乐相融的跨界音乐会《乐汇·版画——张白波与八骏国乐的对话》。独特的版画展示配以原创的高水平的民族器乐演奏，演出效果甚佳，在学术研讨会上专家给予了很高评价。细想，这都与母校九中有关。 　　水印版画·岛城春雨·张白波 1978 　　张白波（1956—1962年初中、高中就读于青岛九中）1944年10月出生。曾执教青岛6中，系青岛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历任山东版画家协会副主席，青岛版画研究会会长，青岛市美协副主席，青岛美学学会副会长，青岛画院副院长。为青岛市首批拔尖人才、终身接受政府津贴的青岛市高级专家，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评委。连任4届市政协委员。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国际美展，并获金、银、铜、优秀等多种奖项。1999年荣获中国版画最高奖“鲁迅版画奖 　　明日请继续欣赏《世纪沧桑忆九中——百廿礼贤纪念（下篇）》 　　本组图文作者：张白波，青岛城市档案论坛公众号、青岛城市记忆头条号编辑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 　　女起解崇老伯曲谱